抗战时期的城市保卫战，你觉得哪一场是最有战略意义的?(抗日战争城市失守顺序)

这个毫无疑问，一定是从1939年开始的长沙保卫战，在武汉、南昌皆失的情况下，长沙当时已经成为华中地区唯一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的大城市，尽管它最终于1944年6月沦陷，但是中国已经熬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，国际国内形势的转编都注定着，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所以就“战略意义”来说，长达五年多的长沙保卫战居功至伟。

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，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平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太原、徐州等大城市的保卫战，平津地区情况特殊，它是由杂牌军第29军所控制，因此在错踪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下，中央军难以进入参战，所以丢得不明不白。另外，就中日两军的战力而言，在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突进的华北平原上，平津、保定、石家庄、徐州等城市其实也很难长久坚守，无非是利用“空间争取时间”罢了。

同样，在日本陆海军的绝对优势火力下，上海、南京的沦陷也是时间问题，此时日军兵锋正盛，中国军队完全是用血肉之躯与敌血搏，伤亡特别惨重，淞沪会战伤亡30余万、南京保卫战伤亡被俘10万，且多为精锐野战部队。那么上海、南京要不要守？要守，但是不能死守，在给来犯日军以相当杀伤以后，需要及时组织后撤，因为中国军队机动能力较差，撤晚了就是灾难。

果然，坚持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，由于后期日寇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，70万中国军队被抄了后路陷入腹背受敌，然后由撤退演变成为大溃退，许多部队建制残缺不全、武器损失殆尽，在皖南整补了大半年才恢复元气。南京保卫战，也是被日军完成了三面包围，长江又没有船只可渡，于是撤退时其状甚惨：第87师、第88师、第36师、第74军、教导总队这样的精锐，基本都残了，而且还不是被打残的，非常窝囊。

所以就战略指导而言，老蒋和他的军事委员会在上海、南京保卫战期间多次犯下大错，最后不仅城市丢了，部队也遭到严重损失，不利于日后的持久抗战。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就好了一些，提出了“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”的战略思想，110万大军在上千里的外围战线上层层设防，沉重打击了日军精锐的第2军、第11军，历时半年的会战极大消耗了日本的国力，但问题是，武汉最后丢了。

武汉会战后，精疲力尽的日军暂时放弃了大规模战略进攻，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，华中地区的长沙和南昌，成为与日军对垒的重要屏障。到1939年春，恢复元气的日寇第11军按照东京大本营、派遣军总司令关于“以战迫降”的指示，开始对南昌和武汉用兵，5月间的南昌会战，中国军队严重失利，南昌沦陷，尽管气急败坏的老蒋组织了大规模反攻，仍未奏效。

然后就轮到长沙了，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自1939年9月起，分别从南昌和岳阳两路出兵，意图夹击赣北、湘北地区的第九战区主力，进而占领和摧毁长沙。尽管日军在作战计划里没有长期占领长沙的打算，但是如果守军不战而逃，日军假能以极小代价轻取长沙，那么冈村一定会把长沙变成第二个南昌：以有力部队据守，彻底控制三湘大地，这就麻烦了。

第一、湖南的人口和粮食是持久抗战的重要资源。

洞庭湖周围那都是鱼米之乡，八年全面抗战中，湖南平均每年供给抗日军民军粮1000万担、军棉7万担、军布300余万匹，在大西南后方严重缺乏粮食的情况下，湖南的稻米通过常德、全州源源不断运进西南，保证了后方稳定，意义极大。日本人为什么1943年要攻掠常德？就是要破坏这个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物资转运基地，

抗战期间三湘子弟踊跃参军参战，第九战区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都补充了大量湖南籍士兵，从而在巨大的战斗伤亡下，仍然保持了建制完整和基本战斗力，八年抗战中，大约3000万人口的湖南，总共为抗日前线输送210多万子弟兵，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。“无湘不成军”呐，如果长沙过早沦陷，湖南必遭日军大肆蹂躏和破坏，将严重削弱中国的持久抗战能力。

第二、日军可能提前对大西南构成致命威胁。

长沙三战不失，则华中和华南日军就不可能打通粤汉铁路完成会师，不仅衡阳安全，在粵北构筑防线抵御华南日军的余汉谋也无后顾之忧，第九和第四战区实现了“背靠背”的战略态势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同时，也给重庆到华东的第三战区留下了一条陆上通道，直接关系到三大战区百万军队的生死存亡，战略意义非比寻常，一旦长沙失守，连坚持在赣北的罗卓英集团军都将面临两线作战，这是连锁反应。

更为致命的是，假如长沙不保，日军即可南下衡阳直扑湘桂交界地带，大西南后方危矣。我们不妨以1944年长衡会战失败后的情况来回看：日军6月陷长沙、8月下衡阳、11月突入桂柳地区，到1944年底已经迂回进入贵州境内，贵阳告急重庆震动，老蒋都准备迁都西康了。当然，1944年的日军没有从贵州继续深入川渝的实力，可是如果1939年鬼子就拿下长沙的话，后果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：不堪设想！

第三、长沙不破已经成为抗战的一面旗帜。

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算起，在抗日战争的前二年，日军的进攻几乎可以称为“攻无不克”，基本上是想进攻哪里，哪里最终都会沦陷，如此造成了中国军民一定程度上的悲观论，认为日本鬼子是很难战胜的。继武汉、南昌失守后，如果长沙也落入敌手，将严重挫伤中国抗战的士气和民心，也会进一步助长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，比如武汉沦陷后，日本东京曾经举行了数万人的提灯游行，冈村宁次得意的不行，而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失利后，冈村则是“愁眉苦脸”。

长沙文夕大火怎么烧起来的？日本人还没来，自己人草木皆兵吓出来的，这就是士气要崩了。老蒋也是被日本人的攻击力吓怕了，当日军向长沙第一次发起攻击时，他原准备放弃长沙将第九战区主力撤至衡阳进行“决战”，为此特别派陈诚、白崇禧前往长沙传达命令，要求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执行，若是普通的将领，只怕长沙真就被弃守了。

1939年9月27日，在陈诚和白崇禧没有到达长沙之前，薛岳下达了保卫长沙的作战命令，在这一命令中，薛岳不仅一个字也没提放弃长沙的意思，并且在兵力使用上，也远远突破了老蒋要求仅以六个师周旋的限制，而是以第九战区的全部野战主力，置于长沙四周，摆出了跟冈村宁次决一死战的架式，这个架式，震惊的不止重庆军事委员会，也让日本人头一次感觉到了对手的决心。

两天后在渌口司令部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跟薛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，出于长久抗战保存实力计，必须放弃长沙，而薛岳坚称军人守土有责长沙决不言弃，最后愤然道：“如此，我上无以对国府，下无以对国人，从此不敢再穿军装了”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、仍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眼见两人相持不下，听着听着也逐渐倾向于薛岳的立场，于是有了那段名言：

汨罗不战，退长沙，长沙不战，退衡阳，衡阳不战，退桂林，如长此退却，广土亦有尽时，究在何地可以一战？！我为二公计，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，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？

在陈诚的争取和薛岳的坚持下，第九战区部队终于获准不再撤退，在赣北、湘北与敌展开死斗，战至1939年10月5日，日军赣北一路被完全击退，湘北一路粮弹耗尽后也无实质性进展，冈村宁次被迫下令收兵，第九战区部队随即发起反击，至10月中旬逐次恢复原阵地，继续与日军沿岳阳以南的新墙河形成对峙，长沙保住了。

从1939年秋天坚持到1944年的夏天，长沙控制在中方手里长达五年之久，期间经历了三次大型会战，尽管第九战区伤亡很大，尽管薛岳的战报中有些水分，但结果是清楚的，那就是长沙始终没有被日军彻底占领，对华中、华南和华东的抗日形势影响甚剧，也使大西南后方得以稳固，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。

特别要说明一下，在抗战相持阶段中，常德保卫战和宜昌保卫战的意义，都不能与长沙相比，因为日军对这两个城市的进攻，均属战术级的打击行动，并无深入川东和重庆的打算，这是由湘西和鄂西的地势所决定的，研究抗战史不能光看地图说话。

第一次长沙保卫战胜利后，薛岳的职务前面去掉了“代理”两个字，信息量很大。